宜昌三线的童年记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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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线的童年记忆之一

  我的记忆，一直不曾遗忘的是童年3岁至5岁，那两年多的时光。我的人生记忆开头，就是从山沟子里的三线712研究所开始。那是夜半时分，天气很清朗的夜晚，那件雨衣挂在墙上，只有微弱的星光从窗户透进来。大概是刚从广东惠州迁来鄂西山区的缘故，我睡得并不安稳，约莫第二天夜晚四点左右，迷糊中看到墙上闪现一个鬼的身影，吓得立马哇哇大哭。奶奶铺草席睡在地板，急忙拉开灯安慰我。我很不争气，指着那件挂墙上的雨衣在床上乱蹬脚，一直哭到天亮。奶奶慌忙取走雨衣，天亮后还向父亲唠叨了好一阵：这件雨衣是如何吓坏了她的小孙子。如奶奶预料的一样，我确实很不争气，在后来几年的童年时光里，一直惊悚于小伙伴们讲述的鬼故事。

     

  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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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   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的三楼南侧门栋搬进来三户人家，都是叔叔。我和奶奶搬去南侧的套房，和父亲一起住。但那些叔叔没住多久，也在奶奶离开山沟后不久，陆续离开了三楼，大约是1972年。这段时间的记忆实在不清晰，只记得父亲说，他去五七干校劳动两个月回来，再次搂抱着我，我就完全不会说客家话了。
  我们住的那栋小楼，两个门栋，三层楼，一共可以住24户人家。位于整个工地住宅区的高处山坡，东北侧有4栋二层楼的普通技工人员房间，是集体宿舍形式的住宅。五栋红色的楼房，都建在聂家河畔的马路边。那条水泥马路，约4米宽。我们这栋楼建在最高处，须登上长长的石阶。石阶下的马路旁，有一口敞开的、直径3米的山泉水井。   
      记得楼下马路上那个大喇叭，就在山泉水井对面，每天清晨或者夕阳时，会播放音乐或歌曲。刚去山沟不久，工地人员最多，五栋楼房有八成入住率时，整个山沟子洋溢着热闹的气氛。楼下马路边，靠聂家河卵石滩的马路边，大喇叭几乎每天播放《东方红》、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、《我们工人有力量》等歌曲。每次路过，我都会好奇地仰起头盯着大喇叭，内心无比崇敬和好奇。前两首歌经常早晨天亮时分开播，把我从朦胧的睡意中唤醒。一睁开眼，我就能看见，漫天的霞光，清清的聂家河水，河对岸的大青山好像大牛般趴在河水那边出山的公路东侧。那座山的北头，有一棵孤零零的树木，父亲说那是信号树。
      后来，随着山沟子里的人员减少，大喇叭也会有几天或者一段时间不唱歌。直到五岁多，我行将离开山沟子那几个月里，大喇叭在下午或傍晚，播放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到了父亲确定带我回武汉时，大喇叭忽然又播放了几次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，是一首新歌。
      听着这首欢快的儿歌，我仰望大喇叭，心里构想着火车跑出山沟子的情形，满是憧憬之情。却不曾想到，这一走就走到五十岁，不曾再有机会重回故地。这五十年来，漫天的霞光和清清的聂家河水，却从来不曾离开过我的脑海，也不会随着岁月而变得模糊。
2019年4月5日清明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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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线的童年记忆之二

      宜都聂家河三线工地里人最多的时候，大约有好几百人，在宿舍楼南边新砌了一套平房为幼儿园，一个班的孩子，40人上下，大概是1973年。幼儿园那栋平房里，还有医务所，记得有两次发烧，父亲冒雨带我前往医务所开药打针，教我如何吃药。每天下班，黄昏时分，家长们都到幼儿园接孩子们回家。下雨的时候，幼儿园门口就显得十分拥挤。张伟、赖毕文、宝仁宝玉等小朋友都进过幼儿园。我一直记得有个小女孩斯斯文文的，和我们一般4岁左右，已经学会织毛巾。她在幼儿园没事的时候就低头织毛衣、毛袜，有几次下雨了等父母，就站在门口织。
      进幼儿园不过几个月，父亲带我回了一趟武汉。在宜都聂家河镇三年，父亲前后带我回了三次武汉，都是坐船长江上往返。还记得客轮上的厕所直通江面，我个子小蹲在茅坑上面，底下江水波涛汹涌，吓得我不轻。快到武汉时，有一段异常开阔、平坦的水面，印象深刻。倒是对途径的三峡景点城镇，没啥记忆了。
      小镇三线工地上的幼儿园兴旺了一年左右，等我第二次回聂家河镇时，穿了一套很漂亮的海军童装（开裆裤）。我们几个没有进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走在幼儿园教室的窗外高高石头坝子上，看着那些房间里的小朋友，自有一股长大了、不用大人带的自豪感。
后来，三线工地的人开始稀落，幼儿园也不开了，估计他们都随父母回武汉了。只有我们十来个小朋友还在工地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小朋友数量越来越少。最大的孩子叫汉平，他老带着我们玩，汉平不在之后，我们渐渐学会了自己玩。
      他们住在北边低处的小朋友，容易聚集在一起，高处红楼的小朋友就我一个人。红楼另一个门栋曾经短暂地住过一个穿花裙子的小女孩，和我年级相仿，也就是石邦劲叔叔住的那个门栋的三楼，还没等我和她碰几次面混熟，她就离开了。我只能找其他小朋友玩，有时候我出发晚了，他们早就不知跑到哪个山旮旯里玩耍。有时候，他们会挨家挨户叫我们出去玩。有时候，我们不知从哪个小朋友处学会骂人的歌谣，跑到某个小朋友家门口去吆喝、耍泼，歌谣不几天便传遍了所有小朋友。那时候可玩的娱乐很少，楼下曾放置一堆滑石粉，我和张伟就玩了一个下午。还有一天，我落了单，找半天没见小朋友的队伍，便自己一个人在东南边的一幢小楼水泥地面玩雨水，拿一块石头在地上赶水，结果着凉夜晚发烧，被父亲带去医务室打针。
      小朋友最喜欢两个去处，逛我家后面的山坡、到聂家河边去。山上有很多坟墓，自然成为小朋友们构思鬼故事的素材；我们长长三四个小朋友们一起逛山坡、采野葱，让父亲野葱炒鸡蛋，曾经挖到一颗比我的拇指头还大的野葱；走在山坡的小道上，春夏灌木茂盛，有次我领头走在最前面，听见小径的草丛中淅淅索索，吓得大叫一声：蛇！便挤开身后的小朋友拼命往山下狂奔逃窜；秋季时草木枯萎，我们尝小小如手指头的铁苹果，裤脚上沾满了灌木带刺的种子；春季河边涨水时，家长们就会反复叮嘱不许去河边。那次，大概5岁了，我和张伟前去河边，距离桥墩不远处，张伟忽然滑入河中，水不浅，他只能露出头。我又急又怕，慌忙中拿一根小树枝拉他。亏得他自己不知怎么，踩了河底的石头爬上岸。回到家，我没说什么，第二天才被父亲狠狠骂了一顿，大概是张伟浑身的湿衣服没瞒骗过他父母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更少小朋友玩耍了。
      那时候，我时常在大井里抓虾子，抓来的虾子用沙子围小水坑暂存，晒干后还真的让父亲煮虾米汤喝，体会那种淡淡的虾米汤的香味；蹲在大井的清澈水中，看到小虾子从石缝里慢悠悠游出来，便悄悄张开小手掌去兜虾米。小虾米惊觉后一躬身便往后弹射逃走，我也就学会了从虾米身后兜它们，成功率高了很多；也曾朝思暮想地渴望，在河里抓一条鱼儿。有一次，十几个小朋友趟河边，看到一条七八公分长的鱼儿。我大叫一声：鱼！它一扭尾巴就窜去河中央。我们十几个小朋友呐喊着追去，自然不如清水瘦河里的鱼儿灵活，瞬间鱼儿的踪影消失在轻波里；我们也在河里抓虾子，抓好的虾子放进大鹅卵石的凹处暂存，那时候塑料袋、瓶子、瓶盖都精贵稀少。
      山沟子里的小朋友们，长大后我一直渴望再见，只听父亲说过两次赖毕文长得很高了。1988年，父亲调来佛山，和冯庆鸿叔叔交好，才知道幼儿园那个会织毛衣的小姑娘是她的大女儿冯文怡。她离开聂家河镇的时候，带了一块鹅卵石回佛山，丑丑的，不如我们小男孩在河边精心挑选的那些石头玲珑可爱，却一直珍藏着，作为案台的压纸石。而我曾捡到一块大约六公分长的墨绿色石块，形似小汽车，是我最心爱的物件，1974年底离开聂家河镇的时候，遗留在屋里，从此遗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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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线的童年记忆之三

      大约是1972年，奶奶送我去聂家河镇，相陪不到半年，她就返回广东惠州。很多叔叔们也陆续离开了三线工地，父亲和我就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另外两套房，一套房子放木材，一套房子是我们的餐食和厨房。原先靠南侧的房子就是我们的卧室，放着一台晶体管收音机。后来，厨房变成了养鸽房。一共三套房间，剩下一间东北侧的房子门前放置着棵直径50公分的大树干，我和小朋友坐在树干上，却从来没进去过，从门缝里看进去，隐约记得只有一张桌子，再无它物。
      那三年，母亲因为武汉市公安学校解散，也两次来小镇的三线工地，还在小镇的小学代了几节语文课。我被她带去学校一次，独自在柳树湖水边玩泥巴，然后又跑去教室门口看学生们朗诵课文。母亲来三线工地的第一次，就抓我的学习，逼我认字，还拿乒乓球拍打我的手，很久以后我都记得自己手掌的疼。她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不太抓我的学习，但下午不让我外出玩耍。小朋友们在外面叫我，我只能在窗口连连摇手，告诉他们无法出去。母亲一向重视保健，每天在卧室外的套房，坚持做保健按摩，按摸脚板底、手臂和身体，还按摸自己的耳朵和脸。她还带了鱼肝油，让我吃，说吃了人聪明。在聂家河镇三线工地的童年时期，我大概吃了两瓶鱼肝油。
      每次离开山沟子，或者是母亲到来，都是我不情愿的。家长们管自家的孩子都不松，我们很难聚合十多个小朋友一起玩耍。人少的时候，我们会互相交新朋友，很快熟悉了，就开始结伴玩耍。有时候钻狗洞子进楼下的空会场，有时候在水泥地上玩雨水，有时候爬新砌的防洪水渠，还记得在楼下马路坡上玩滚铁环，摔伤了好几次膝盖，乃至我成年后双膝布满伤疤。那是父亲请车间的师傅帮我打造的铁环。滚起铁环，奔跑在马路上，自有一股不羁而奔放的喜悦。
      父亲是我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玩伴，为了我多吃青菜，他夹起青菜放进嘴巴里嚼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用客家话形容青菜的脆，说：沙沙滚，多好吃！当我长大了一点，大约四岁，星期天休息，他带我去过好几次小镇路边的菜市场。有一次刚下楼，看见一位山民用木棍肩上斜挑一只死兔子，问价要一块五。父亲舍不得，山民也不愿意降价，我们便去逛菜市场。父亲在菜场肉摊前看看，也没什么好肉，我们便空手回来。又看到那个山民，依然挑着兔子在住宅区售卖，爸爸问价还是不愿意降，只好买下来。我的印象中，那只兔子吃了三四顿，也不觉得肉多，就吃完了，但味道确实很鲜美，一直到我回武汉后八九岁，还记得那兔子的美味。
      菜市场在住宅区的东北面，马路一直走下去，由水泥路变成细石子土路。那里有一个卖肉档，三两卖萝卜之类，还有一个油粘布搭成的小小书铺，总有那么几本小人书。我老是被小人书吸引，呆在书铺不愿意离开，父亲陆续在那里买了好几本小人书给我。尤其记得最后一次逛菜场时，我左看右看，相中一本《沸腾的群山》，非要买不可，封面我至今还记忆尤新。父亲开始不愿意买，后来我死赖，他才买了。这些小人书都放在家中的小纸箱里，另一个小纸皮箱是放我捡回来的各种鹅卵石，在我回武汉后没带走。我不识字，这十多本小人书却被我反复翻阅，小朋友来玩也曾借给他们。
      沿着碎石土路向北穿过菜市场，是靠着聂家河的小学，继续前行可见几间农舍掩映在竹丛中，人烟罕少，散落着几个一亩大小的池塘。父亲折断一条细竹竿，说是要嫩、有弹力的竹竿，绑上白线和钓钩，做好了钓鱼竿，从随身的帆布包里取出蚯蚓穿上，是前一天我们楼前菜地挖的蚯蚓，开始垂钓。十多分钟不见鱼儿上钩，他带我绕过竹林，找到另一个小池塘，果然很快就钓到两条手指长的，也就4公分大小。他高兴地教我说：毛头鱼不用饵料也会上钩，贪吃，最好钓的鱼。他又取出透明四方的塑料袋，装了水，将鱼儿放进去养着。他又接连吊了三四条，我在旁边痴痴地看。隐约记得有条十公分大鱼上钩，结果跑掉了，我嚎啕大哭，埋怨爸爸。父亲也很沮丧，看看下午了，便收拾吊杆、背包，提起塑料袋里的几条小毛头带我回家。我却不依，走了十来米后继续哭喊，父亲佯装不要我，独自前行。以前父亲都是向我的哭喊赖皮妥协，这次他却弃我而去。我哭了几分钟，感觉不对劲，慌忙沿着来路去追父亲，拐过弯追了一段也不见人，心里顿时慌张、不知所措。这时，才看见爸爸挎着帆布包，在小路旁等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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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山沟子里的生活，大底发生在2岁半至5岁出头的3年里，那么悠远的时光，并不算长的时光，却留下了我最多的记忆，最真切的记忆。我还记得父亲和母亲都教过我刷牙，我站在小栈桥上刷牙的情景；母亲给我第一次理发，老呵斥我不要动身子；母亲春天洪水季节，在工地上分到好几条大鱼，鱼儿大得和我差不多一样高；母亲腌酸辣椒，尝试酿米酒失败；我和父亲的军衣下口袋比高矮；父亲在走廊里画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，我每天描摹；父亲叫我睡觉时要仰面，不要侧身睡，我便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、甚至今日都记得父亲的叮嘱，经常保持仰面睡觉的姿势；父亲从我的屁股里拉出一条十公分长的蛔虫，赶紧给我吃打虫药；父亲养了好几只鸽子，还引来一只母信鸽，他经常拿开水瓶盖子装了米，磕打着小楼后面的天桥栏杆，呼唤鸽群回家；我们还养过大公鸡和老母鸡，还真的孵出过小鸡，只是没料到放养在阳台上的鸡娃，被老鹰陆续叼走，全军殆尽；父亲在车间里抓来小麻雀，放在盒子里，我打开看时飞走了，害得我嚎啕大哭了整天；当然，也有一回小麻雀被父亲剥干净羽毛，煮成粥进了我的肚子，煮成粥，那可真香；父亲还请木匠师傅做了一套家具，一张五屉柜、饭桌、穿衣柜、台桌、绷子床，直到现在还存在父亲的房间里；父亲在山坡上种菜时，我就在台阶下敲石头玩；父亲给我讲龟兔赛跑、猴子偷玉米、麻雀姑娘的故事；他自制了一整套麻将牌，和石邦进等几个朋友打麻将，晚上烧电路取暖；我在山坡的楼桥，凭借几个小瓶盖，独自勺雪、过家家；晚上在工地电影场看电影，是我们最喜欢的节目，最旺的时候，每周都有电影看，有《火车司机的儿子》《苦菜花》《上甘岭》等等；看了抗美援朝的电影，小朋友们会模仿解放军玩打仗的游戏；父亲时常扭开晶体管收音机，白天听各种节目，下午听说书，我们晚上一起听那里的五声滴，“刚才最后一点响，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”；那时候的夜晚，多么宁静，父亲和我站在走廊上，呼吸着大山陷入沉睡的气息。
      就在我最后一次快要回武汉的半个月，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猫刚断奶的花猫咪，成为我在宜昌最后的记忆，我常抱着小猫咪在藤椅上玩。父亲某天忽然对我说要回武汉，我不愿意走，父亲就骗我说很快就会回来，结果我什么也没带，就带着小猫咪回武汉，再也没有回聂家河镇。又过了一年，父亲也回到武汉712所上班。我问他那些鸽子呢？他说都送人了，还养了一只大狼狗，狼狗吃得很多，总是不够吃。临走时也送人了。
      这些记忆，伴随了我很多年，并不曾遗忘，许多画面永久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里。如今父亲已经住进养老院，母亲也已经衰老得在广州家中摔了一跤，磕掉两颗门牙。这些记忆，父母亲给与我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，我不敢遗忘这许多画面，随着年岁增长，画面有些模糊，所以草拟小文记录给自己看。当我感到寂寞，或者无聊时，它们总会不经意地，被我唤醒，将我唤醒，让我重新回到天真的童年光景。回到那青山绿水、阳光明媚的青葱童年，父母亲依然年轻，我也开心快乐的童年。。。。。
2019年4月6日星期六，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修改